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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安《八月五日帖》源流考

谢安《八月五日帖》源流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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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建中靖国元年(1101)二月十日,米芾(1051-1107)得到谢安《八月五日帖》,欣喜之余,作长跋一篇,详述流传经过,又作七言长诗《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》纪其事。是年,米芾将谢帖与先前收集的其他晋人书画并列为家藏重宝,改室号为“宝晋斋”,以志其喜。《八月五日帖》共7行65字,兼行带草,内容是谢安写给家族子弟的丧报。据米跋,此帖流传有绪,有梁唐内府诸印,唐时曾在宰相王涯(764-835)家,宋初原为王贻永(986-1056)所藏,曾被借入内府,经宋太宗(976-997在位)题字。米氏最早见此帖于太师李玮(1035-1086)家,其时为晋人墨迹合装大卷之一部分。李玮殁后,原卷被拆分、散落各家。其中谢安帖由蔡京所得,后转赠米芾。

米芾题跋中径称此帖为“谢安书”或“谢安帖”。后世著录则称之为“八月五日帖”“吿渊朗帖”“六十五字真迹”及“中郎帖”等。名实之间,时有混淆。谢帖及米跋原迹早佚,唯有墨刻收录于丛帖中。此外又有米芾及后人的临本以刻帖或墨迹的形式传世。诸本的底本来源及相互关系错综复杂。本文以现存图像资料与史籍著录为据,试加辨析,探讨谢帖及米跋原貌,以及衍生诸本的流变过程。余论部分,以此个案为例,引申讨论丛帖出版的社会与经济因素。

《宝晋斋法帖》及《松桂堂帖》本

目前通行之《八月五日帖》图像,多来源于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拓《宝晋斋法帖》。其卷一有《八月五日帖》残本、全本两种〔图一,图二〕。原帖由无为通判曹之格(活动于13世纪中叶)刻成于咸淳四年(1268)。曹氏自跋称米芾在安徽无为任职期间,曾将谢帖和所藏王羲之《王略帖》、王献之《十二月割帖》三种墨迹刻石,后原石遭火损毁,葛之(1118年进士)知无为军时,据“火前善本”重刻。据此,似乎《宝晋斋法帖》翻刻的两种版本,即为受损后的米芾原刻与葛氏重刻本。然而其实际的底本来源可能更为复杂。曹氏刻帖与米芾宝晋斋的关系,也并非帖名所示那么直接。

〔图一〕谢安《八月五日帖》残本(局部)


〔图二〕谢安《八月五日帖》全本 

暂不考虑摹刻过程带来的失真,比较《宝晋斋法帖》中两个版本,可见出明显差异。全本虽然保留原帖文字完整,但是字口磨损更为明显,因此显得笔画细短僵硬。如[附表一]字例所示,“五”字第二笔撇画末段不见,“攸”字左侧竖点短肥、末笔捺画则成直条状。相比之下,残本字口清晰,笔画的轻重缓急皆能体现。可见二者并非来自同一个底本。所据底本何者时代更早或者更接近原迹,仍需外证推定。

故宫博物院藏旧题《宋拓宝晋斋帖》(后经启功先生重新鉴定为《松桂堂帖》者),卷首即为米藏晋人三帖〔图三〕。三帖之后有一段跋文:“右襄阳米芾家藏法书,经梁唐御府、历代赏鉴之家,传之有绪。乙酉岁守灊江,刻于斋中”,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。帖主米巨?(活动于13世纪上半叶)自称米芾曾孙,在米芾跋后,又刻有自跋一段:“右晋王、谢诸贤法书,先南宫所宝玩,因以名斋。今三帖乃斋中所藏。绍兴初,真迹多归九禁,世罕其传,仅存此墨本。”据此,则《松桂堂帖》本或直接翻刻自米芾原刻。

〔图三〕谢安《八月五日帖》及米芾题跋 

将《松桂堂帖》与《宝晋斋帖》所收《八月五日帖》全、残二本并置,可以发现其字迹形态更接近于残本。以前举“攸”字为例,《松》本的右侧笔画结构以及末笔的弧度,都与残本类似。此外,残本与《松》本“当”字上部两横画都较平直,全本则呈更大弧度;“祸”字左侧竖画倾斜度及末笔的弧度,也是残本与《松》本更为相似[见附表一]。以上字例说明《松桂堂帖》本和《宝晋斋》残本虽不见得翻刻自同一底本,但是可以互证其所用底本时代较早,应该更接近于原迹。而所谓全本则可能翻刻自较晚拓制的底本。

据以上三种帖本,可以大致复原谢帖墨迹在米芾收藏时的面貌〔图四〕。谢安帖(A)左有宋太宗题“谢安书”三字(B),是在借入内府观看时所题。题字左侧有三方残唐印(唐内府“开元”小玺两方及王涯“永存珍玩”印),与谢帖首行右侧残印相合。可见太宗题字可能原在卷首,直接题于唐代裱纸上。不过米芾见时,已经重装并移至帖后。米芾又添加“太帝神翰”四字在题字上方,及细字小注于诸印旁(从刻本所保留的边痕上看,似在一细长签条上)。随后另接一纸,上有两行题注:“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物睿烈大明广孝皇帝御书三字(C1)。”书风行款与帖前谢安官衔三行(C2)完全相同,应该都是米氏重装时所添。题注后有“臣芾赞”三字(D1)及四言赞语(D2):“山林妙寄,嵓廊英举。不繇不羲,自发淡古。有赫太帝,天造翰艺。末下龙迹,震惊天地。”内容完全是褒赞太宗题字,与谢帖并无直接关系。卷末原来很可能还附有米芾所作的长跋(E,详见下节讨论),但并未一起刻帖入石,因此不见于以上诸本。

〔图四〕谢安《八月五日帖》墨迹复原

《戏鸿堂法书》本及其底本

董其昌(1555-1636)所刻丛帖《戏鸿堂法书》(刻于1603年前后)中有《八月五日帖》一种,基本内容与前述诸本相似,但是行距略松,且移除了所有的印章及米芾旁注〔图五〕。宋太宗题字(B)仍保留在原位置,但是不见米芾两行注语(C1)。四言赞语(D2)和“臣芾赞”三字(D1)则被移至卷末,且互换了位置。这样一来,完全打乱了米芾为赞太宗题字所作题跋的次序。此外,帖前谢安官衔,不知何故截去其中一段,变成只剩两行(C2)。太宗题后,则多出一段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米芾长跋(E):

右晋太傅南郡公谢安字安石书,六十五字。四角开元小玺,御府书也。“永存珍秘”印,入唐相王涯家。“翰林之印”,建中御府所用。更兵火水土之劫者八百年,历代得以保之,必有神护。元祐中,见晋十三帖于太师李玮第,云购于侍中王贻永家,太宗皇帝借其藏书模阁帖,但取郗愔两行,余王戎、陆云、晋武帝、王衍,及此谢帖、谢万帖,共十二帖,皆不取模版。余特爱此帖,欲博以奇玩,议十年不成。元符中,归翰长蔡公。建中靖国二月十日,以余笃好见归。余年辛卯,今太岁辛巳,大小运丙申、丙辰,于辛卯月辛丑日。余生辛丑,丙申时获之,此非天耶?米芾记。

〔图五〕谢安《八月五日帖》

《戏鸿堂法书》择帖草率、摹勒失真,久为学者诟病。除上述改动之外,《八月五日帖》刻本的描摹精准程度也值得怀疑。虽然如此,将《戏鸿堂》本与前述诸本对勘,仍可以发现,其字形结构及笔画的比例、角度、弧度均与较早的《松》、残二本更为相近,与《宝晋》全本则有相当距离。以前举“当”字为例,《戏》本中间长横平直,如同《松》、残二本;连接其下的短横起笔有明显的停顿,全本则流畅带过;最下方的“田”部《戏》《松》、残三本结构紧凑险峻,全本则略显舒展。[附表一]所列其余例字,如“祸”字竖画和末笔的倾斜度、“号”字末笔撇画、“断”字左半笔画粗细,以及“裂”字上半立刀旁两笔间距离,均与《松》、残本类似。由此可见,《戏鸿堂》本的底本与二者应该源于同一早期底本系统。

庄希祖先生推测《戏鸿堂》本为真迹上石,但对于所据底本则未加详述。今检董氏《容台别集》中录有“《六十五字真迹》”墨迹:“谢太傅六十五字真迹,后有米元章行楷百余字,米自贵其小楷,云:‘不轻为人写,惟跋古帖与前贤墨迹用之,所谓狮子捉象,必全其力。’今在嘉禾项晦夫家。”晦夫即项元汴(1525-1590)四子项德明(1573-1630),与董氏过从甚密。董氏刻《戏鸿堂》时借摹,当在情理之中。所谓“行楷百余字”,即前引米跋。因此《戏鸿堂》之底本当即项氏所藏墨迹。项藏本早佚,然而基于以上刻帖诸本字例的比较,或可大胆推测:此《六十五字真迹》与《松》、残二本时代接近,甚至可能就是米芾旧藏原迹。传至项家,已经重新装池,故题跋次序混乱。

《八月五日帖》原迹在米芾之后的收藏过程只能根据零星记载推测。据前引米巨?跋,此帖绍兴初为内府所藏。南宋御书院有临本(讨论详见下节),可证其说。后又经赵与懃(1238年进士)、季宗元(活动于13世纪末)家递藏。此后的流传则史料阙如。项氏所藏墨迹,本人并无记述,但有同时之张丑(1577-1643)《清河书画舫》详录帖文及米芾长跋,与《戏鸿堂》本基本吻合。稍晚,卞永誉(1645-1712)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(1682序)和吴升《大观录》(1712序)也曾著录此件墨迹。后者详细描述其材质:“深牙色纸本。六十五字。首黄绢题‘谢安书’三字,宋太宗宸翰也,结字类章草。纸色坚洁,有古痕如浪皱,花纹隐起。”此后该墨迹又不知所终,如今只能通过《戏鸿堂》刻帖窥其面貌。

又据张丑、卞永誉、吴升诸家著录,项氏墨迹本在米跋后、《赞》前,另有一小段“序”:

家藏晋王谢真迹五轴,唐文皇而下,名书甚众。王谢帖,唐梁御府物。玺跋宛然。每开卷使人目动心惊也,因作《谢帖赞》云。

此段序文不见于《戏鸿堂》本及其他刻帖,因此无从知晓其书法面目。但是正如前文所示,无论从文意还是排列次序看,米氏四言赞语乃为宋太宗题字而作,与谢安帖并无直接关系,米芾本人不可能混淆题作“谢帖赞”。此序或为后人重装时妄添,意在连结米芾长跋(E)与赞语(D2)。可能董氏也知其非真,因此并没有刻入《戏鸿堂》。

《八月五日帖》临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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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几种丛帖中的刻本之外,《八月五日帖》又有米芾及后世临本诸种传世,包括刻帖及墨迹,可以旁证原帖流传及余风所及。兹就所见,略述如下。

上海图书馆另有张廷济(1768-1848)旧藏题为《宝晋斋帖》的两卷残本,全为米芾临古人书,但编次与本文第一节所引十卷本略有出入。其中多出米临《八月五日帖》一种〔图六〕,文字与原帖完全相同,笔画结构则多有出入,应是对临之作。帖后有米友仁(1074-1151)跋七行:

谢安书淳古有真意,不学而成家,自然妙处,非余人所可到。此一帖先臣芾手临。晚年方得之,无日不熟观,亦无日不临学。好事得临本为最,多尝获见之,然此帖是绝佳者。绍兴丙辰(1137)十二月初五日,臣友仁审定。

〔图六〕米芾临《八月五日帖》

标题下有注文作“高宗皇帝御书”,友仁跋之前有“内秘书印”一方,形制与同卷其他几件临本一致,应都是源于南宋内府旧藏墨迹。宋高宗赵构(1127-1162在位)南渡之后,即广搜书画名迹,尤其是北宋士人书迹。1141年更是命将所藏米芾墨迹上石、刻于禁中,是为后世所称《绍兴米帖》者。米友仁则担任鉴定之责,相关跋文存世尚多。

正如米友仁在跋中所指出,米芾得到《八月五日帖》后,奉为晋人楷模,认为“谢安格在子敬上”,勤加临习,因此传世临本众多。岳珂《宝真斋法书赞》亦著录有“御书题签”墨迹临本,后有“臣米友仁审定恭跋”,然而时在绍兴九年(1139),可见是另一本。岳氏又提及所见拓本一种,有“绍兴三玺并宸翰标目”,亦有米友仁审定跋文,唯“‘情’字作‘内’字,又中间少十二字,末少‘奈何’二字”。综上所述,仅宋高宗所题签的米芾临本就有已知三种不同的版本。由此可见高宗推崇和追随米芾,并期待从《八月五日帖》上窥晋人书法的奥妙。

故宫博物院所藏《谢安行书中郎帖》墨迹册页〔图七〕,文字内容与上述《八月五日帖》诸本完全相同,然行款不同,书风虽然类似,笔画结构则多有出入[见附表一],显然也是对临之作。因上有宋高宗“德寿”印,故宫博物院定为南宋御书院临本。然而如果是高宗命书手临写以为范本,则不致与原迹相去如此之远。细审笔法,则与高宗传世墨迹(如上海博物馆藏《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》)颇为接近,草书部分提按转折处尤其相似,或是高宗亲笔习字,可作为高宗效法米芾、精研谢帖之证。

〔图七〕《谢安行书中郎帖》

此墨迹原为新安吴廷(1556-1626以后)所藏,并曾作为谢安真迹刻入《馀清斋帖·续帖》(始刻于1614年)。据刻帖本判断,当时应为手卷。卷末另有董其昌补录米芾《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》并跋:“右米元章《太师行》,为谢公真迹作,合在此卷之后,不知何时离去。余故为补之。”〔图八〕其左又有董氏1609年观款,二者均不见于现存册页。吴廷与董氏交往密切,《馀清斋帖》正、续二编的法书,大都经后者审定。然而董氏此前显然已经见过项德明家藏真迹,并刻入《戏鸿堂法书》。两相比较,不可能看不出吴藏墨迹为临本。跋文反映了董氏为亲故鉴定书画时惯用的敷衍笔法,表面上似乎极力褒扬,其实只是说米芾原诗乃“为谢公真迹作”,对于墨迹本身是否为“真迹”则模棱两可。米芾《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》并非谢帖原卷的一部分,已见本文前注说明,其墨迹也早已失传。唯故宫博物院现藏《群玉堂帖》残本中,附有董其昌题签“宋搨米元章小楷帖”拓本长卷一种,其中恰好有《太师行》〔图九〕。比对董氏“补录”细部,虽然行款疏密不同,单字的结字笔画相似度极高,因此董氏应是就此小楷帖临摹。

〔图八〕董其昌临米芾《太师行》(局部)


〔图九〕米芾《太师行》(局部)

今董跋已佚,故宫博物院藏谢安帖临本册页后,尚存有璿政(生卒年不详)、王鏊(1450-1524)、焦竑(1540-1620)、张英(1637-1708)诸跋。其中璿政与焦竑跋文都径指此帖即《宣和书谱》所列之谢安《中郎帖》。此说并无直接根据,却导致此后帖名的混淆。此临本在吴廷之后的递藏经过已无从细考。安岐(1683-1744)《墨缘汇观》(1743年序)录有“八月五日帖”一件,“淡黄纸本不古”,似为同件。则或经安岐之手入藏清内府,以“中郎帖”之名与传王羲之《雨后帖》合装成册。

历代著录中有《八月五日帖》伪本墨迹两种,附记于此。顾复《平生壮观》(1692年序)录《谢太傅八月五日帖》一种,虽有“四角古图书”,但“纸墨未古”,无米芾跋文与赞语,顾氏疑为宋高宗所临。然而据其描述,该帖并非今故宫本,可能是基于《宝晋斋》本伪造的墨迹本。又,顾氏专门指出《戏鸿堂法书》所本“或别有真迹在焉”,可见他当时未见项氏所藏墨迹。此外,清末杨寿恩记有蛰室藏《晋谢太傅八月五日帖真迹册》“二幅、幅四行,草书六十五字”。与原帖相比,字数虽合,形制不同,当属附会前人著录的臆造之物。

余论:法帖制作的社会生态

谢安《八月五日帖》墨迹原本、法帖刻本,以及衍生出来的翻刻本、临本、伪本的历史,揭示了一件书法名品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复杂的生态系统。自宋初《淳化阁帖》(刻于992年)以来,直到近代照相复制技术应用之前,法帖刻本是获得学书范本最重要的渠道,也是生成与传播书法图像知识的主要媒介。近年以来,受艺术史方法论影响,以及书籍史、版画史研究的启发,有些书法学者已超越传统鉴定学的范畴,开始关注法帖作为图像媒介的生产与流通过程及其社会背景。此处以翻刻《八月五日帖》的历代丛帖为例,就此议题略作阐发。

据目前所知的文物和史料,北宋时期,除《淳化阁帖》及其各种翻刻版本之外,并无编刻丛帖的风气。南渡之后,半官方(以地方官身份编刻)和私家编辑的丛帖才开始流行。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翻刻家藏墨迹或旧拓单帖,集而成册,如著名的《西楼帖》(1168年刻)、《群玉堂帖》(1206年刻)、《郁孤台法帖》(1228年刻)、《英光堂帖》(1233年刻)等,或为同好间分享,或为私塾子弟日课,当然帖主矜夸收藏的用心亦不言自喻。刊刻之时并无明显的商业目的。上文所引《松桂堂帖》即属此类。帖主米巨?以弘扬家族荣耀为旨归,各帖之后都有跋文详细说明底本来历及刻帖缘起。原迹的题跋信息也尽量保留,以彰显承前启后的意义。

《宝晋斋帖》则代表了当时新兴的商业法帖。编者曹之格在跋文一开始即罗列《阁帖》的“官本”和“私塾”刻本之难得,可见本帖面向的是市场需求。曹氏跋文对于各帖底本来源也闪烁其辞,只说是“吾家诸父”“曹氏家藏帖”,其实并非自己的收藏。其版式形制整饬,每卷后更是有鼎形印记及四方印“畊野曹之格新民印章”〔图十〕,俨然模仿当时坊刻图书牌记的样式与功能。考虑到刻帖地庐山一带在南宋时期刻书业的兴盛,不难想象,《宝晋斋帖》的制作、发行与销售,很可能也是通过坊刻图书的渠道进行的。

〔图十〕宋拓《宝晋斋法帖》 卷后印章

当然,私家刻帖与坊刻法帖并非泾渭分明。前者或因社会需求转为商业目的而拓制,甚至将原石售与别家,这样的情形并不罕见。至于经过原帖主默许,或擅自进行的坊间翻刻,在法帖出版中早已盛行。但是区分以上两类法帖,有助于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探讨法帖的特殊社会功能及传播途径。

正文所讨论的另外两部丛帖《馀清斋帖》和《戏鸿堂法书》,恰好代表了上述两类法帖在晚明文化背景中的复兴与转型。《馀清斋帖》帖主吴廷以自己的家藏法书墨迹摹刻入石,其目的显然不是营利,而是积累所谓“文化资本”,体现了明末江南地区富商收藏者与文士的互动。《戏鸿堂法书》的出版则包含了复杂而吊诡的因素。一方面,由董其昌这样的文化权威亲自参与审定,以董氏“家刻”的面目出现,俨然是精英文化圈所独享的“限量品”。另一方面,其求大求全的编撰方针、对内容的随意删改以及市场化的发行渠道,则与晚明通俗小说、戏曲、诗词选本、日用类书的商业出版如出一辙。《戏鸿堂法书》发行不久之后,又有海宁陈氏所刻《玉烟堂帖》(1612年)等更大型的丛帖出现。其中的《八月五日帖》翻刻自《戏鸿堂》本,且干脆删去谢安官衔,以保持卷中体例一致,并且按年代编入“六朝法书”部分,俨然后世“书法全集”的雏形。这一类的丛帖流行坊间,遂成为传播书法视觉形象、塑造书法经典乃至书法史观的重要渠道。

附记:本文的写作缘起于与韩文彬教授就故宫博物院藏《谢安行书中郎帖》的多次讨论,修改时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提供宝贵意见,特此致谢!

[附表一] 文中讨论《八月五日帖》各本单字字形对照

(本文首刊于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22年第3期,原题为《谢安〈八月五日帖〉源流考》,作者薛磊(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艺术学院)。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,原文注释从略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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